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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 基层干部教育研究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21-02-26 16:41:46点击次数: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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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教育培训必须着力破除西方话语

——村干部职业化的研究为例

 

 李华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话语引导行动。必须有正确的话语,才会有正确的行动。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必须以中国话语为指导,才能正确地指导基层实践。村干部职业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例,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必然要在中国话语的理论框架下推进,我们才能理解问题的实质,明确下一步实践的方向,特别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方向。

、习近平:必须着力构建中国话语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话语”研究日益增多,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诸如“语言学转向”、“论辩转向”、“叙事转向”、“诠释学转向”以及“审议转向”等学术研究焦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话语作为意识的外化、对象化,乃是人的社会性的产物,是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论述,带有各种社会属性,最重要的两个属性是社会性和政治性。“在社会意义上,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话语研究侧重于话语的建构性的意识形态作用”,所以,话语必定是阶级性的,与权力相关。

话语哲学的研究也表明,话语和权力紧密相连,话语体现权力,权力必然产生话语,无处不在权力话语背后秘密,不存在不受权力影响的话语。西班牙著名学者内布里哈曾说,话语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可见,对于现代无产阶级来说,注意甄别话语的意识形态本质,至关重要,因为这关涉行动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由其性质决定,一直生活在与资本的各种形式斗争之中,当然也包括话语权争夺。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完全以西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来评价中国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弱化,也是相较于资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话语权的弱化。因为,西方理论必然伴随的是西方的话语故事,进行的是西方的权力建构和社会关系建构,表述的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现的西方的权力结构关系,归根结底带有资本话语的底色。我们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甄别其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陷阱,并且尽快建构自己的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因此,伴随着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进展,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建构好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201211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后来提出命运共同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等概念,这些都是中国话语的凸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之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201695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由此,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在中国经济社会理论建构中,在中国的治理理论建设中,我们应该努力破除西方话语的思维定式,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理论,才能有效解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模式。

二、村干部职业化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与中国之治

21世纪以来,关于村干部职业化的论争,一直不绝如缕。争论的双方,观点看似非常对立,但秉持的研究框架,基本都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治二元对立这一框架。这是一个西方的学术话语框架,来源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与我国的社会现实及理论话语具有一定的距离。

(一)村干部职业化的争论

1.争论焦点:村干部职业化对村民自治的消解

关于村干部职业化,争端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自治关系。质疑一方认为,推进村干部职业化会导致国家行政权力消解村民自治。如,村干部一切围绕上级指挥棒转动,存在忽视农民利益的可能;农民的主体地位难以凸显,阻碍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与压力等。与其相反,另一方则支持村干部职业化。研究发现,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应不应该推进村干部职业化,而是如何能既享受村干部职业化带来的治理效应,又能平衡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承认,村干部职业化存在地区差异,苏州等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相应的财政、人才、经济社会发展、民众的政治生活习惯、思想素质等各种条件。如,有学者提出,可以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作为平衡行政与自治关系的重要路径。

2.研究框架: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二元对立

仔细研究村干职业化论争的研究框架,可以发现,前述双方,都是在政府行政控制村民自治的二元对立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质疑的一方从村干部职业化导致政府行政控制的加强认定村民自治的消解;支持一方,也是从村民干部职业化的实践实效来论争村干部职业化并没有消解反而加强社会自治,立足的理论框架也是政府与社会自治的二元对立。从前文的理论梳理来看,事实上,村干部职业化可能导致行政化的加强,但同时也是村级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的提升,本身就意味着村级治理加强,当然会带来村级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

3.村干部职业化研究中的悖论行政控制与社会参与双双增强

一般来说,基层治理研究有两种不同视角,“行政控制视角”以及“国家与民众关系”的“政策动员视角”。有学者指出,两种视角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政府对社会的动员,忽略了层级控制与社会动员的相辅相成,出现了行政控制与社会参与双双增强的“悖论”。

从治理的西方话语来看的“悖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治理论来看,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村干部职业化为代表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治能力增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部分。许多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有学者指出,当下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民众诉求日益增加、政策内容愈加繁复,但中国基层社会的各项政策执行并没有陷入无效率、多主体反复博弈的 “民主困境”;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大量地引入“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手段,依靠有限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及在地化的社会传统,迅速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系列“政府—社会”有效合作的治理图景,众多典型的政策执行过程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参与。尤其是此次疫情,有学者指出,农村疫情防控面临的形势和农村疫情防控社会动员过程,乃是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真实体现,有力地证明了以政府为首的社会自治的高效和有力;社会动员是政府的非常态化治理,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能够有效弥补传统行政体制的不足,通过开展社会动员可以达到行政控制与公众参与双双增强的效果,应进一步强化社会动员体制与传统行政体制之间的协调,使国家制度优势进一步发挥。由此,村干部职业化消解村民自治的观点在这里就成为一种无法自洽的悖论。

4.实践证明:村干部职业化有效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笔者经实地调研发现,若干地方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村干部职业化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推动作用,能够有效化解乡村后备人才不足、村级治理专业化人才缺乏等相关乡村治理难题。具体来说,村干部职业化是确保党建与扶贫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推进手段之一;增强了村干部岗位的吸引力,加强对基层代理人的行政控制,有利于完成国家改造传统农村社会的规划任务;高素质人才有利于管好村级资产,有利于人口管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充实和稳定干部队伍结构,增强“两委”的战斗力;是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开创性解读,等等。

(二)对“悖论批判性分析

我们知道,悖论出现关涉的往往是理论的缺陷。研究村干部职业化,离不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视域。由此,传统治理问题的研究、西方的治理理论究竟存在哪些缺陷呢?

1.西方话语中的治理及其框架

国际上讲的治理,旨在“去国家化”,是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的,基本上是从自由市场的本位出发或者说是从资本本位出发,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治二元对立框架下进行研究,主要维护的资本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民众的共同利益,由此更多主张“小政府、大社会”、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显然容易造成国家能力不足,治理效率低下,自2019年底以来,COVID-19疫情在国际上的蔓延成为最充分也最为明显的证据。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下,政府是“必要之恶”。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也与中国道路不相容,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治理现代化。“悖论”由此出现,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一二元框架带来的“悖论”呢? 

2.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框架只有有限的真理性

二元对立框架,来源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经典二元对立,有其有限的真理性。从洛克开始,经过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今天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这一理论研究框架经久不衰。它一开始适应于资本反对封建国家,后来适应于资本反对政府可能代表广大民众共同利益来干预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所以要求最小的政府。所以,这一框架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反对封建国家的时候,是有其真理性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以公民社会的名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如占领华尔街,抗争1%99%的问题时,也有其真理性。但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无产阶级执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现实存在性,这一理论研究框架在许多场合就要慎重考虑是否具备适用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框架中,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框架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不具备太多的适应性和真理性。在马克思那里,他通过物质利益“苦恼的疑问”,证明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最终走向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只是一种有限的对立,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二者是统一的。同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二者也是统一的,只不过性质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可见,二元对立框架本身,其历史性。超出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社会境域,就会立刻陷入悖论。

(三)理论视野中的中国之治

为了准确理解中国当前的治理现代化,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套用治理问题上的西方话语,建设中国话语,推进中国之治。

1.中国之治:政府乃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治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有学者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本身潜藏的治理理论资源的成功挖掘,也是破除西方殖民话语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重新理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社会治理的职能的角度来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作为管理资本家事务的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推进社会治理的首要机构、首要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治的一个首要的部分。因此,作为管理人民事务的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也是社会自我治理——社会自治的平等和天然的主体。在这里,国家、政府不再是必要之恶,而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次是无产阶级自我治理的必要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闭饩浠暗暮诵囊际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杉,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必要之”。这才是中国之治的实质。

2.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协商共治的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强国家、政府政治职能是必然要求,这种政治职能是人民主体权力的有效保障,或者说,这种政治职能本身是人民实现社会自治的必然手段。这种政治职能背景下的市场主体(如华为),乃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治理进程中有力的部分。20181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就是在这一政治职能背景下说的。由此,社会主义主义的社会自治呈现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的协商共治的过程,协商民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的主要形式,协同共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主要机制。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是全方位的,也是指参与治理的主体的现代化以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现代化。

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各个社会自治主体平等协商,共同解决社会自治所需要解决的一切矛盾和问题的过程。治理对象不仅只是民众、市场或者是政府,治理的对象是一切问题以及一切造成问题的主体,包括可能异化了的政府及其人员。事实上,资本原则在全球称王的年代,社会主义社会自治中任何一个主体,都有可能异化,也都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自治的对象。由此,在推进自我革命的同时不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这本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天然神圣的伟大使命。政党和政府的自我治理、资本治理、社会治理,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有效自我治理的关键部分,从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的进程本身。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有防治官本位的角度,也需要有为人民的利益与国际资本斗争的角度,当然也有代表人民推进有效社会治理的角度。这角度的合为一,恰恰中国模式的秘密之所在。

三、结论:干部教育培训必须着力破除西方话语,正确指导基层实践

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中,同样要严把意识形态安全关,着力破除西方现代化理论、治理理论、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中可能存在的殖民话语,努力建构能够切中中国实际的中国话语,切实指导引领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干部培训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乡村振兴的研究,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等等,都要注意剥除西方经济、政治、社会理论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杂质,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理论出发,从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出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情况出发,进行干部教育培训理论教育,努力通过干部培训,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系学院基层干部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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